为了忘却的纪念

  1）住平房居民，遇到级别较大地震时，应迅速跑到屋外躲避，尽量避开高大建筑物、立交桥，远离高压线及化学、煤气等工厂或设施;来不及跑时可躲在桌下、床下及坚固的家具旁，并用毛巾或衣物捂住口鼻防尘、防烟。

  2）住楼房居民，应选择厨房、卫生间等开间小的空间避震；也可以躲在内墙根、墙角、坚固的家具旁等容易于形成三角空间的地方；要远离外墙、门窗和阳台；不要使用电梯，更不能跳楼。必要时打开门,以防门被震坏变形妨碍逃生.

  3）尽快关闭电源、火源。

  4）沿海居民，应迅速远离海边，以防地震引起海啸。

  5）驾车行驶时，应迅速躲开立交桥、陡崖、电线杆等，并尽快选择空旷处立即停车。

  6）身体遭到地震伤害时，应设法清除压在身上的物体，尽可能用湿毛巾等捂住口鼻防尘、防烟；用石块或铁器等敲击物体与外界联系，不要大声呼救，注意保存体力；设法用砖石等支撑上方不稳的重物，保护自己的生存空间。

夜里12点从fimu的现场逃了回来,近距离感受了一次摇滚的疯狂,相当于演唱会的绝对内场,前10排,大型摇滚音乐节的绝对气氛.

Fimu-Festival international de musique universitaire

Fanfare en pétard ,爆炸的管乐, 6个团员抱着号,鼓等在台上又唱又跳,这些家伙真够累的,比身体还高的家伙在身上一直抗了将近一个半小时.看了fimu的主页,这个乐团来自strasbourg斯特拉斯堡,风格是libre et désordre 自由无秩序的爆炸音乐,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我们都感觉没调了.不过没关系,摇滚最重要的是气氛,现场已经很high了,虽然大部分都不是专业的乐迷,乐队也不是大牌,但是西方人有天生的疯狂潜质.由于我们处在飓风风眼的边上,也就是破坏力最大的地方,回家一看不知不觉手腿上都有小口划破,每个人更是不知道被踩了多少脚,ZY的崭新的白鞋就这么留下黑印,我们笑称,belfort呆2年不刷鞋也比这个干净.belfort是相当干净的,白鞋一年不刷也根本不会脏.现场高潮了的时候,大家就开始玩举人传递,大家双手托起被举人的身体并向周围传递,怎么看法国人都还是很可爱的.期间我们一直担心会不会发生踩踏事故,不过事实证明肯定多虑了.很佩服西方的这个气氛的掌握,设想一下在国内,soit就是太腼腆没有激烈的气氛,soit就是太激烈,发生踩踏事故了.Pétard们一直在无限连,有气势但是没有曲调的音乐,直到最后累的假装瘫倒在了舞台上,观众们过了2次encore的瘾以后,才悻悻地结束,还有一些更疯狂的人还不肯离开,继续跟着节奏摇摆.

这次fimu的开幕式请了一组中国的乐团,好像是中央音乐学院,不确定,法语的名字是Consevatoire central de pékin 是传统的民族乐器,真的和西方的乐器很不一样,带来了另一种体验.

           芋与琴的合奏(我也搞不清是什么琴)                               笛子,琴,芋合奏

          琵琶                                                                   中央音乐学院的教授,本次乐团的领队

乐团最后谢幕

中国的要是好好包装,一定会有很多西方人喜欢的.中国好多的东西都是欠缺包装,本来的产品是很不错的,但是由于没有很好的形象推广或者推广方式拙劣,反而砸了市场.中国特有的文化精粹方面也是如此,不是propagande,更不是assimiler.巴黎的日本文化中心和中国文化中心就有对比,还有斯特拉斯堡的领事馆,还不如我家楼下居委会的办公室,关乎到中国的形象呀.这次带来的曲目,我发现民乐的演奏好像更注重技巧,而旋律是次要的.听着民乐,无论是二胡,竽,扬琴,琵琶,笛子,凑出的音色都是哀怨而细腻的,是曲目选择的问题还是古乐的本质就是千篇一律的悲伤?一时间突然想不起来国人快乐的时候做什么,好像会一起聚餐吧,还是民以食为天呀!

读了《如何与“老外”谈西藏？》一文，我也来谈谈我的一些个人经验。

我在法国工作，工作休息的时候会和一些同事谈天，他们都很礼貌地小心回避西藏问题，可是我一旦感觉到了，我就会鼓励他们问问题。同时，回家以后，我也在积极寻找相关资料，以便在谈话时事实证据确凿。

主要讲话技巧如下：

第一，因为法国人喜欢争辩，他们喜欢独立思考的人，在讨论问题时，需要摆事实讲道理，带有情绪化的观点尽量少说；从事实带出观点，最好让他们自己总结出来；首先让他们觉得你的立场客观；

第二，因为做英雄、锄强扶弱的心理谁都有，法国人也不例外，说起别人家的问题来，先入为主的都是觉得一定是以大欺小，尤其在媒体可以歪曲事实的情况下，一般人理所当然的跟着媒体的观点走了，所以让他们先表达自己的观点，看看他们到底在想什么，媒体造成的影响到底有多大，究竟有哪些误解；

第三， 一定要直接针对他们的观点做出回应，因为避而不谈对他们来说就等于承认，虽然他们不一定说出来，可是会暗地里嘲笑你不敢面对问题；

第四，对于说话的方式而言，更多情况下应采用反问和提问方式引导，因为法国人多数没有耐心，打断别人的谈话是常事，与其费力说服他们，不如让他们自己思考，同时也给自己争取进一步思考的时间；

第五，大部分普通人也是隔岸观火，他们对中国的认识程度用他们自己的话来讲就是“地球人”对“火星人”的感觉。同时，因为法国人普遍教育程度比较高，说话时对不了解的情况首先会说“我了解的是”，但是“我不是特别了解西藏的状况”，同时“你们为什么不让西藏独立，那不是他们要求的么？”，暗含的意思很明显，就是我虽然不知道具体情况，但是就我知道的情况来讲，我按自己的价值观来评判，我也有我自己的观点。这个观点基本和媒体引导的一致；

第六，另外大多数情况下回答不要讲太多，法国人没有耐心听你从历史讲到现状，他们提的问题的深度取决于他们的思考深度，大多数人针对的是“标”不是“本”，如果这个问题浅，就浅显地回答。

对于思维比较成熟和真正对中国感兴趣的人来说，他们还是愿意听下去的，但是要保持它们对这个问题的感兴趣状态，如果针对一个问题，一句话解决核心问题，就不要多说，而更好的是用第四点提到的方式让他们自己形成新的观点。

北京语言大学教师滕青为英国《金融时报》中文网撰稿

几天前，我接受法国《西南报》的采访，目的是介绍我这里的孔子学院。报社记者却对我的个人旅游经历与西藏问题倍感兴趣。我不得不用很大的力气不断地把话题拉回。

昨天一天，我家电话未断，都是各种人谈近期西藏骚乱问题的。法国各电视台都在不断放画面、组织讨论会，而议题的倾向与情绪是什么，不用我在这里说了。给我打电话的，有法国人有中国人，有老人有年轻人。最长的一次电话两个小时。

《西南报》的记者告诉我，他们本来就是想借机问我西藏问题的。

现在，我想就这次西藏事件写几句，不是谈西藏问题本身，而是想谈怎样与西方人沟通，让他们听得进去你想讲的东西，尽管他们可能无法同意你的观点。

你不该指望人家同意你的观点，也不能指望人家会认真听你讲你自己认为你了解的事实真相。否则，你就是对自己或对别人希求过高了。

你的目的应是让人听到你的解释，了解你的看法，让别人能从他自己固有的思维定势中跳出来，换个角看度看问题。只要他们能听得进去，也许，他们会有一些想法和作法上的改变。那你就算没白费心思了。

我总是先从就事论事的角度说起。关于这次骚乱事件，我先讲三点。

第一， 这次矛盾是怎么出现的？

如果你是中国政府或中国的首脑，你会在奥运之前几个月自己挑起国内的少数民族矛盾吗？

会吗？显然不会。这是个简单的逻辑问题，中国政府不会那么傻。那好，为何现在突发西藏危机，且如此尖锐、激烈、暴力，各种画面已经证明。

奥运之前，整个中国都在为这次聚会而忙碌，如果出现某些问题，通常会设法缓和弥补拖延，而不是去激化。现在激烈的矛盾突然出现，是谁在推动？也许读者自己可以找到答案。但不论是谁，挑起者一定不是中国政府。

当老师的，喜欢提问题，这很重要。当我问法国的学生：“为什么突然出现动乱？”学生们会立刻会反问，“对啊？为什么啊？”他们急于知道我怎么回答。

其实，提问之后，不用他们回答，我就能知道他们心里的答案是什么。真的不用多解释什么，我在国外，跟他们一样不在现场，但我可以从他们能接受的逻辑说起。

第二，谁是明白人？

我接着问，你知道甘南在哪儿吗？

我现在到哪儿都带着中国地图，在电话里也是用口头描述的方式，跟人家讲中国地图。

知道甘南与拉萨之间的距离有多远吗？我问。“用你们知道的来比，那等于是南欧与北欧间的差距。”这样远的距离，同时出现骚乱，同样有打抢烧杀。这是怎么回事？而且，在西方，也与中国内部同时并进，在不同国家的中国使馆跳墙、插旗、示威,在一些重要场合抢出镜头，舞动雪山狮子旗。你们想想，是谁所为？

这还用答吗？真觉得他们组织得挺成功的——奥运之前，是个机会，用极端的方式吸引世人眼球和媒体关注。他们目的达到了吗？达到了。

因为你们被吸引了，并跟着一起呐喊和批判，其实你们也并不了解多少真实，也不想搞清多少真实——支持弱者向强者抗议是人们眼里的正义者和英雄，对吗？谁不想当正义者，谁不想当英雄？

尤其是特要面子、要名声的知识分子——喊声最高，喊得最早的恐怕会最受尊敬吧？老百姓也同样，三个法国人在一起就谈政治，显得有正义形象、有国际观、且有文化有水平。但是，如此复杂的民族矛盾问题靠这样情绪化的指责能解决吗？

当然，我也理解，不整出点特别的动静来，什么事也别想有进展。我不是政客，我要是，也这么干。

但明白人不是你们这些跟着喊的人，这点很清楚。

第三，西文媒体本次是怎么表现的？

你们看不明白相貌,看不明白地域特点,看不明白服装，只见电视画面上有暴力，有打砸抢，有流血，有军人有枪支，有西藏喇嘛的服装，就会情绪化起来，甚至跟着无声的画面走。从扶弱抗强的角度出发，不用动脑子就可以想当然地“知道”是汉人在以强恃弱，是汉人在打藏人。

德国某媒体已经承认他们的解说词有误，别家呢？我常看《欧洲新闻》频道，它极为“聪明”，播放大量西藏暴力镜头，不做任何解释，一遍遍地放，有时一小时就放好几遍，只消加一段“无评论”字样。如此，它不犯语言上的错误，就传达了它想传达的东西。传达什么呢？一方面，是有声的片段，多是喇嘛们或藏独人士的控诉，一方面是无声无解释的暴力画面——他们觉得观众就该“全清楚”了。

一位在巴黎的华人在街上做过随机采访，十几位受访者都以为是汉人在藏区搞打砸抢烧杀呢。我遇到的法国人也有以为藏人被杀上百。这样的报道还有客观吗？法国百姓通过这样的媒体传导，真能清楚真相吗?

当然情绪化的报道是难免的，可这次有点太过了。

从另一角度看，这真是藏独人士运作的成功啊。

但是，现在这种报道方式真把中国人给激怒了，在各国的移民和留学生也急了。这也是正常的反应，要没有反应那才真奇怪了呢。

就事论事之后，我谈谈我的观点。

我去过两次西藏，住过藏族人家，遇到过几周在西藏转悠却不承认到过中国的西方游客，也遇到过为坚决不支持中国的西藏旅游事业而放弃到喜玛拉雅北端登山、只在尼泊尔一侧多次登山的西方人。

因为长期教外国留学生，我常会与之谈及西藏问题。我自己也不断关注西藏，看过不少有关的书籍与文章，与不同观点的人有过交流与讨论。每个人知识结构不同、理解不同，可以各持已见，没必要在这里多写。

但是，我常从更宏观的角度看待民族与宗教问题。

我觉得中华文明自古在民族问题与宗教问题上，已经比世界其它地方多了不少宽容而少了不少你死我活。然而，中国进入近现代历史开始接受西方文化价值观后，反而问题越来越多。这不仅在中国，在很多国家都一样。

中国人口13亿，在这个地球上的65亿人里，差不多5个人里一个中国人，而在中国人里过去93％现在92％是汉人。这十多亿的汉人从哪儿来？汉民族是一个什么样的独特的民族？所有汉人都有一样的纯种的祖先吗？

中国，作为有清楚地理概念的中国才多少年？在历史上，中国或曰中华文明圈长时间是处于政权分裂状态、战争不断，有外族侵略，有内部割据，有农民起义，也有打着宗教旗帜的全国内乱——然而，争来打去却没有分裂成为众多的小国，没有那么尖锐对立的宗教分野。

难道民族、语言、地域划分到极细就是先进？就是更好？就是方向？当代理论是怎么描述的？十字军东征在历史上断断续续多少年多少次？上世纪的两次世界大战都是从什么地方开始的？我不断地提这些问题，西方人愿意听、跟着想、随时辨，均有收益。

几千年前、中国古哲人的学说里早有关于混沌说的理论，现代时髦叫模糊学。模糊学可以对复杂的事物进行高度概括，不必把事物一一分成“非此即彼”的状态。而且这种学说一直在中华文明圈内实践着。

当下时兴国家独立，民族独立，同宗同教要自己的独立的地域、自己的政权。科索沃是独立了，它标志着什么呢？西班牙的巴斯克呢？法国的科西嘉岛呢？现在世界上有成百上千的科索沃现象在等着动作呢。

西方人自己也没法很好地解决内部的民族与宗教问题，而且也是越来越头疼、越来越不好处理。

应该说，现在的整体理论体系有问题。民族、国家、宗教宗派越分越细越分越清楚，这有什么好处吗？

在这种情况下，如何怀有正义感地支持弱小的国家、弱小的民族、弱小的群体，真让有识之士们大费脑筋。

西方人在面对他自的此类问题时，往往复杂的民族情感、经济利益、血缘、地缘、宗教派系、政治观点等多方面因素，也很迷茫，并难有一致看法。然而同时，当与之无关地区的宗教、国家、民族矛盾事件出现时，西方人就很容易自以为是地表达自己的“正义感”及英雄气概。于是，多重标准、多种不同价值评断等问题的出现就不难想象了。在一连串针对“行使双重标准”的批评面前，他们也常常无言以对。

他们也有难以抉择的时候。面对本次西藏民族矛盾，经过种种反思，他们中的一部分人也许会从情绪冲动的状态转而进入冷静的心理矛盾状态，开始认真思考一些非表象的东西。

多年前，我去法国科西嘉岛玩，当地一个支持藏独的团体成员听说来了个中国人，主动找我讨论西藏问题。跟他们讨论了整整一夜，我开玩笑说，我现在知道我回中国后第一件事要做什么了，我要组织一个支持科西嘉独立协会，感觉一定特好。

（作者系北京语言大学教师，正在法国从事对外汉语教学工作）

长平

拉萨事件发生以后，小道消息迅速传开，但是国内媒体照例噤声。连续几天，各家媒体上都只有西藏自治区负责人的简短通报和谈话。通报中，对于事件的描述只有一句：“近日，拉萨极少数人进行打、砸、抢、烧破坏活动。”相当于一个标题新闻。民众从谈话对达赖集团的严厉谴责中，已经知道此事非同小可，自然愿闻其详。依循过去的经验，很多人通过境外媒体来获取更多消息。此时，几个揭露境外媒体虚假报道的帖子和视频却在网上流传开来，很快就酿成了一场中国民众愤怒声讨西方媒体的网络事件，出现了一些命名为“反 CNN”、“反BBC”、“反美国之音”的网站。　　

根据网民搜集的材料，包括德国、美国、英国和印度在内的一些国家的媒体对拉萨事件的报道中出现了明显的事实错误。从新闻职业规范来看，有些错误非常低级，甚至有刻意误导的嫌疑。尽管有几家媒体进行了道歉和更正，但是失实新闻造成的伤害既成事实，难以得到中国民众的谅解。跟任何虚假新闻一样，这个伤害首先指向媒体自身的公信力，一万个真实也挽救不了一个谎言。在此事的后续报道中，在将来的其他重大事件中，倘或中国媒体同样不能自由报道，而境外媒体又变得面目可疑，那么真相从何处来呢？

一些揭露境外媒体虚假报道的网民宣称，他们要用行动让世人看到拉萨事件的真相。这个说法逻辑不通，因为他们的行动只能让人看见西方媒体报道不实的这个真相。拉萨究竟发生了什么？大多数中国人看到的只有政府在封锁消息几天之后统一发布的新闻。对于任何来源单一的垄断性新闻发布，我不敢说它是假的，但是也不能确认它是真的。事实上，境外媒体大多称之为“中国政府精心编织的真相”。随后政府组织外国记者赴藏采访，他们的报道大多也没有翻译过来。由于声讨西方媒体热浪当头，即便翻译过来也没多少人相信。

愤怒仍在扩散。尽管“反CNN”网站声明，“我们并不反对媒体本身，我们只反对某些媒体的不客观报道；我们并不反对西方人民，但是我们反对偏见”，但事实并非总是如此，很多网民走到了相反的方向，甚至一开始就站在相反的方向：他们并不真的在乎新闻的客观公正，而在乎媒体本身的立场；偏见未必是不能接受的，关键是看你偏向哪一边。如果真的站在新闻价值的立场，那么他们就不会仅仅揭露西方媒体的虚假报道，而且应该质疑中国政府对消息源和国内媒体的双重控制。毫无疑问，后者对新闻价值的伤害更甚于前者。正如已经发生的事实，对个体媒体虚假报道的矫正相对容易，几个耐心细致的中国网民就可以做到；对新闻控制的抗议面对的是国家权力，全世界都徒唤奈何。

一些中国民众已经看到，虚假报道和偏见并不是最可怕的，只要有一个开放的舆论环境，允许充分的揭示和讨论，它们就有走向真相和公义的机会。这次网民对于境外媒体的成功反击，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最早发现问题并及时反应的，是海外的中国留学生。他们制作的揭发图像在BBS上自由流传，也在Youtube这样的著名网站上火热播放。假如这些网络媒体都受到限制，那么揭发进程就会遇到很多困难。

这些虚假报道对新闻价值的最大伤害，在于让很多人进一步放弃了对客观公正的信赖，而选择了狭隘民族主义立场。他们从中得出结论说，普世价值都是骗人的玩意儿，只有国家利益的你争我夺。他们甚至以此为依据说，撒谎也是一种“国际惯例”，从而对自己身边或者历史上的谎言予以谅解。当然，一些人本来就是这样想的，这次媒体事件让他们又找到一个证据，从而去对别人宣讲而已。

但是我也看到，有很多中国人借此机会进行了更广泛的讨论和更深入的思考。他们发现，西方人对中国的偏见，源自一种居高临下的文化优越感。那么应该警惕的是，汉人在面对少数民族时，有没有这样一种由文化优越感而导致的偏见呢？西方人对中国的歪曲报道，源自不愿意倾听和了解，沉迷于萨义德说的那种东方主义想象，那么我们对少数民族又如何呢？如果我们以民族主义为武器来反抗西方，那么怎样说服少数民族放弃民族主义，加入到主流的国家建设中来呢？达赖喇嘛要求政府对他重新评价，那么他到底是一个怎样的人呢？除了官方的定性之外，能不能允许媒体自由讨论以进一步揭示真相？

前两天，我与一位在英国生活了多年的华裔朋友聊天，谈及T**B骚乱时，我问他：“在你看来，谁是T**B事件中的输家？”

这位朋友想了一下，字斟句酌地说：“第一是中国政府，第二是西方媒体。”

大 概察觉到我眼中的不解，他接着解释说：“T**B骚乱使中国政府措手不及，左右为难，北京奥运也因此面临西方抵制的威胁，所以中国政府是第一输家；西方媒体先入为主，偏听偏信，在海外华人和中国民众中威信扫地，甚至引起众怒，可谓第二输家。当然，受到连带损害的，还包括中国的新闻自由和民主进程。”

输家？

3·14拉萨暴乱以来，中国网民针对西方媒体的浪潮般的批评，似乎证实了他的说法。

中国网络上过去曾经流行过一句话：“做人不能太CCTV”，但自从拉萨骚乱以来，这句话却变成了“做人不能太CNN”。

原因是，许多中国网民认为，CNN对这次T**B事件的报道既不公正，也不客观，尤其让他们不能原谅的是，CNN还有意剪辑新闻图片，把不符合其先入为主的价值取向的画面剪裁掉。

在 具有“中国第一网络人文社区”美誉的“天涯社区”，一位署名“坏囡”的中国网民这样写道：“在报道的片面性方面，CNN啊什么的，完全不逊色于CCTV， 说穿了，一丘之貉，一个铜板的两面。唯一的不同是，CCTV把‘片面报道'四个字刻在额头上，别人一眼就能看到，而CNN什么的，则把‘片面报道'四个字贴在屁股上，没剥开它的内裤之前你是看不到它的。”

在中国民众心目中“名声扫地”的西方媒体远远不止CNN一家。遭到中国民众电话抗议、网络谴责的西方媒体，还有美国的FOX、英国的BBC、德国的N-TV等；FT英文报纸和FT中文网也收到了许多中国读者的来信，对本报的T**B报道提出了批评。

在许多网民看来，一些西方媒体对T**B骚乱的报道不仅根据记者本人的价值判断随意取舍和剪裁事实，而且充满了先入为主的偏见和或隐或显的双重标准。

值得特别一提的是，在愤怒声讨西方媒体的中国民众中，不仅有怀着强烈民族主义情绪的所谓“愤青”，也有信奉自由主义的所谓“小资”，甚至包括许多从年轻时代就一直“收听敌台”的西化知识分子。

网民“cyg20042001”的一幅短短的帖子，在T**B骚乱后的中国网民中，特别具有代表性。帖子这样写道：“西方的媒体，终于走下了神坛！”

还 有的读者进而怀疑整个西方世界的新闻自由。一位中国网民在FT中文网的BBS上发帖说：“自从本次骚乱事件爆发之后，西方所谓的媒体自由让我觉得非常愤 怒。”而来自中国山东的“马先生”更进一步认为，这次西方媒体的T**B报道甚至拖累了中国的民主进程，他在BBC中文网上发帖说：“西方今次的表现，是中国 民主进程的绊脚石。”

赢家？

不过，我的看法却与我的那位英国华裔朋友略有不同。

我承认，中国政府和西方媒体是这次T**B骚乱的输家。但中国的新闻自由和民主进程却不一定会因此受损，甚至可能成为这次T**B事件中的赢家。

先看事实。

西 藏暴乱发生之初，中国当局曾经禁止外国记者进入T**B，许多外国媒体的中英文网站在中国大陆被屏蔽，而没有被屏蔽的西方网站，其涉及T**B的网页也无法顺利打 开。但随着西方媒体有关T**B的报道和评论在海外华人和通过代理器阅读过西方报道的中国人中引起强烈的反弹，被批评为不公正、不客观，中国当局便开始改变策略，一方面组织境外媒体的记者去T**B采访，另一方面不再屏蔽西方媒体的中英文网站，甚至有选择性地开放一些过去一直封杀的西方网站，例如，一直被中国视为 “敌台”的英国BBC的英文网站一度在中国大陆被解封。

也许有人会说，这种有选择的新闻开放所造成的结果是：仇外的大汉族民族主义情绪高涨，而新闻自由原则则与西方媒体一起遭到中国民众唾弃，这恰恰不利于中国的开明和进步。

我承认，仇外的大汉族民族主义并不利于中国的进步，但西方媒体“走下神坛”却不一定就是坏事。

其 实，现代化和民主化进程，同时也是一个世俗化、去神化的过程。过去，中国没有选择，只有一种声音，即所谓的一言堂。一言堂会造成走极端的两部分人：一部分 人会神化这唯一的声音，不加怀疑地认为它就是真理，另外一部分人则会产生逆反心理，神化被封杀的声音，不加怀疑地认为被封杀的声音就是真理。

一 旦各种声音被放开之后，民众有了对比，就会明白：没有什么永远正确或天生公正的声音，只要发出声音的来源是人，就会有缺陷，就会有偏见，就会有立场，就会 有模糊理性判断的感情……而且，这还是假设此人没有不良动机。更糟的是，只要是人，就会有利益，此人也许会因为利益而发出貌似公正实属偏袒的声音。

就 像被长期关在暗室中的人猛一接触光明会有短暂的失明症状一样，封闭社会中那些神化异端声音的人，一旦发现异端声音对于上述人性弱点也不一定具有天然的免疫 力，就会跌入所谓的幻想破灭期。幻想破灭后，这些人特别容易走向另外一个极端：不相信所有的人、所有的媒体、所有的声音。

我认为，首先，这并非是坏事：幻想破灭是去神化的必经之路。让所有的人、所有的媒体、所有的声音走下神坛是现代化和民主化的前提。

其次，这也有可能演变成坏事：如果一个社会的多数人都因幻想破灭而怀疑一切、否定一切，这个社会也不会走向现代化和民主化。

西 藏骚乱所引发的风波，更加说明了新闻开放和言论自由的必要，更加说明了多元化、多种观点并存的必要，更加说明了民众知情权和选择权的必要。正因为我们所有 人都是有缺陷、有偏见、有立场、有感情、有利益的人，所以，只有一种声音或者只有你死我活的两极声音，都不利于我们做出健全、理智、准确的判断，我们需要至少两极以上的多元化声音。

T**B骚乱的迷雾中所闪现的一线理性曙光，恰恰就在于：在中国官方的声音和西方媒体的声音这两极之间，还有着互联网这个第三极平台上纷繁噪杂的草根声音。

互 联网时代的伟大意义就在于：网络给了每个人发表言论、评估信息的平台，官方无法垄断，传统的媒体人也无法垄断，大家都是人，大家都不是神，大家在分析、判 断信息的真实性和全面性方面都是平等的，不管你是中国官员、还是西方记者，你对事实的说法、你对信息的筛选、你背后的价值判断，我都不会全盘接受，我都要先用怀疑的态度分析一番，然后再作出我自己的判断。

还是那个署名“坏囡”的中国网民在另外一幅网帖中分析说：“网络的兴起，使得中国人获得 了一个了解世界和自由表达的有效方式，上亿的中国大陆网民不再是噤而不言的被动观众。俗话说得好，人民的眼睛是雪亮的。在上亿网民的眼睛面前，一切对信息的封锁、扭曲、打压，无论是来自中国政府，还是西方媒体，都变得苍白徒劳。在强大的‘人肉搜索引擎'面前，任何虚假轻率的言论，想要经过上亿人的眼睛而不 泄底，已经变成了不可能的任务。”

当然，西方媒体也不是铁板一块。在T**B问题上，某些西方传媒的确存在着一面倒、先入为主、偏听偏信等问 题，严重影响了许多西方媒体在中国民众中的公信力，但不容否认的是，也有一些具有独立精神、不肯先入为主、愿意下功夫探究T**B问题复杂性的西方记者或西方 媒体，试图发掘T**B骚乱的真相。例如，3·14骚乱期间唯一在拉萨现场目睹了骚乱过程的西方记者、英国《经济学人》记者詹姆斯·麦杰思，就用他的报道，驳斥了那些声称3月14日所发生的事情也是“和平抗议”的其它西方媒体；又例如，奥地利最有权威的大报《新闻报》（Die Presse）最近发表了一篇题为“靠愤怒不能解决T**B危机”的文章，对西方媒体的T**B报道进行了理性反思：“许多西方媒体乐意引用流亡T**B人的话，而这 些消息的真实性跟中国宣传的陈述同样是应该进行审核的。由此产生了一个不利于中国人的严重倾斜：于是他们更大声地抗议西方无耻地制造新闻，对他们作不公正的待遇。”

双赢？

其实，如果中国政府认真总结这次T**B骚乱的经验教训，并采取补救性和前瞻性并存的措施，那么，它完全可以从最初的输家变为最终的赢家。

细 细观察3·14拉萨骚乱以来中国政府对待境外媒体态度的演变，你就能发现，中国政府最初禁止外国记者进入T**B，不让中国民众接触西方媒体的报道，后来却主 动组织境外记者去T**B采访，有选择性在中国大陆放开西方媒体的中英文网站。中国政府可能认识到，至少在T**B问题上，让中国民众接触西方媒体的报道，与此同 时开放中国民众的言路，天不会塌下来，甚至相反，此举不仅会使西方媒体“走下神坛”，而且还会凝聚大多数中国人的民心，使更多的中国百姓站在政府一边。

但我希望，中国当局不要仅仅把新闻自由和言论自由当作一时的权宜之计，而要把它当作一项长期的国策，长久地坚持下去。因为即使完全站在中国政府的立场上考虑，新闻自由和言论自由也对中共治藏利大于弊。

首先，从策略角度来看，新闻自由、言论自由对中国当局有利。让中国百姓接触西方媒体的报道，只会凝聚占中国绝大多数的汉人对政府的向心力，强化他们对那些进行不公正、不客观报道的西方媒体的怀疑和反感。

其 次，从战略角度来看，新闻自由、言论自由也对中国当局有利。舆论的监督，包括境内舆论和境外舆论的监督，会使抗议的z人和维持秩序的当局都更加克制，有助于遏制双方的暴力，有助于弱化因暴力而激发的民族仇恨，有助于中国当局在T**B实施更为怀柔、更为人道、更为文明的治理。

最后，从长治久安的角度，新闻自由、言论自由更对中国当局有利。只有给予包括汉人和z人在内的中国所有民族、所有个体以自由，在自由的基础上实施治理，才是让被治者心服口服的治理。

当然，仅仅靠新闻自由和言论自由，并不足以全面化解T**B的民族矛盾，中国政府还要配以政治、经济、宗教、文化等多方面的开明措施，多管齐下，方能改善对T**B的治理。

现 在我们似乎可以盘点一下良性处理T**B问题后可能出现的赢家了：如果中国民众能够抛弃狭隘的大汉族主义情绪，通过新闻自由和言论自由与官方、z民和境外媒体 良性互动，就有可能成为这次事件中的最大赢家；如果z民能够通过和平、合法的渠道反映自己的诉求，也有可能成为赢家；如果中国政府能够认识到开放言路的短期、长期、策略、战略益处，把新闻自由和言论自由当作基本国策，更谨慎、更开明地处理中国国内的民族问题，那么，中国就会出现治者与被治者双赢的良性前 景。

转自留园6park  :“妖魔化的"TB问题－旅美自由撰稿人徐明旭驳斥“舆论偏见”
安琪

徐明旭先生是近年来在关于TB问题的国际舆论中，以"反潮流"式的"不同声音"而引起瞩目和争议的。

徐 明旭一九四七年生于上海，他的整个中、青年时代，是在中国特殊政治运动的颠沛中度过的。他自幼好学，博闻强记，一九六四年考上华中工学院(现华中理工大 学)，文革初因"成分不好"(徐父曾在国民党政府当过两年文职小吏，"解放后"被中共迫害致死)被"红五类"打成"黑五类"、"狗崽子"。当时邓拓是全国 的"反革命大杂家"，徐因学习好、爱读书，被指斥为"反革命小杂家"、"反动学习权威"而受尽侮辱。一九七零年"一打三反"时，徐以恶毒攻击毛泽东、林 彪、江青的罪名被"工宣队"打成"现行反革命份子"，经过上百次的批斗后，被发配到贵州一偏僻山沟的农具厂打铁。一九七一年又以"五一六份子"的罪名下 狱。

徐明旭一九七八年考上杭州大学中文系研究生，攻读现代文学，实现了他从小向往的诗景风流的文人生活，成为文革后第一届研究生。

一九七九年，他以中篇小说〔调动〕一举成名，但在次年的反自由化运动中遭到猛烈批判，与〔在社会的档案里〕、〔假如我是真的〕、〔女贼〕、〔飞天〕等一起被列为全国五大毒草。〔调动〕也因而被译成法文、日文等多种文字流传海外。

一九八一年徐明旭研究生毕业后，被变相发配到TB。成为有史以来第一个因一篇小说而被流放到TB去的作家。

徐明旭在TB文学编辑部受到严控使用。四年TB的生活体验，为他日后研究TB问题提供了最直接、最具体的信息来源。一九八六年，他因身体原因调到上海外语学院对外汉语系教书，但由于TB的高原病后遗症，肺活量减少，讲话十分困难，一年后调到上海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工作。

徐明旭一九九零年到美国探亲定居，初时有关TB的写作包括描写TB自然风光、风土人情的散文、小说等。随着与中国的联系中断，创作源也渐趋枯竭，搞中国文学评论和研究几乎不可能。于是，他对政治评论产生了兴趣。

徐明旭所涉猎的TB问题，是一个敏感的政治问题。他坦承选择TB问题，是因为他是海外的中国人中少数几个曾经在TB生活工作过的。他说："我看到关于TB问题的谎言实在太多，铺天盖地。正因为这样，我有责任把TB的真相告诉中国和世界"。

徐 明旭指责"谎言"，显然是有悖于国际主流舆论的，很难为舆论所接受。他讲的"真相"，也常常会遭到反诘。但是，他饱经沧桑的生活经历，他被流放TB的背景 和他义无反顾的精神，不能不引起人们对他所持观点的思考和重视。在海外新闻自由的空间里，这种不同观点的碰撞，希望能够褪去政治功利与虚荣，给人们以"真 实性思考"的自由。

讲真相遭误解

安琪：请问，你研究TB问题的基本出发点是什么？

徐明旭：到美国后我看了一些中英文报刊，其中关于TB问题的文章不少，但是许多文章都是编造的，说中共在TB犯了多少暴行，TB人民坚决要独立，TB自古就是一个独立的国家，是中共侵略了TB等等。这样我就忍不住要写文章来说明TB的事实真相。

安琪：在每一次有关TB问题的讨论会上，你发言时都要首先声明自己在TB工作过，是被中共迫害去的。这是不是说明你对听众是否听得进你的发言有顾虑？

徐 明旭：就象我有一次在德国发言时一样，有人说我在放毒，说我是共产党的走狗。这里我首先要声明，我不是共产党的代表，也不是共产党的辩护士，我是被共产党 迫害去TB的。我既不亲共产党，也不亲藏领，我只尊重事实。我在TB看到的事实是什么样的，我就讲是什么样的。这是很容易被人误解的事情。

安琪：既然你是到了海外以后才开始研究TB问题，那么你参考的数据、资料是从哪里来的？

徐 明旭：有的是我原来就知道的，有的是我到了海外才搜集的。我在海外看到了一些美国的藏学家的著作，他们里有两个人，一个叫戈尔斯坦 (Goldstein)，是凯西保留地大学教授，他精通藏文，著有〔TB现代史〕。他的观点非常客观公正，跟我所说的观点相似。还有一个叫做格芮弗德 (Grunfeld)，他是纽约州立大学的教授，他关于TB问题的观点跟我也非常接近。在〔现代TB的诞生〕中他直言不讳地说：一九五九年藏领的起 义，是农奴主发动的叛乱。他在书里列举了大量的事实，证明藏领的很
多宣传都是谎言。他说，一九五九年所谓的TB起义，已经过去了二十八年，时间可以证明，当时中共关于这一事件所列举的事实和发表的宣传，是真实的，藏领的宣传是谎言。这话我都不敢说，他就敢说。

我有很多证据都是从这两个美国藏学家的著作中引来的，而他们或者是从藏领的著作里引来的，或者是根据对流亡藏人的采访，或者是根据联合国的文件，特别是根据他们自己在TB的实地调查。

国际舆论都是藏领的翻版

安琪：你说在海外中文报刊上，关于TB问题的观点几乎是一边倒，那么你了解到的国际舆论是怎样的？

徐 明旭：国际舆论绝大多数的宣传是从藏领那儿翻版过去的。国际上写TB问题的那些人，大部分都没去过TB，去过的也是走马观花看一下。而我上面说的那两 个人，他们是学者，是懂藏文的，他们先读到大量的藏文资料，然后到TB和印度藏领流亡政府的所在地去，实地采访了藏领当年的政府官员和当年叛乱的 参加者，以及上一代逃出来的在TB生活过很长时间的难民，还采访了藏领本人，查阅了TB政府的档案，他们才做出了上述结论。戈尔斯坦的〔TB现代史〕 是国际公认的最权威的TB史，他的副标题是"lm王国的灭亡"，关于灭亡的原因，他的结论不是说是因为
中共的侵略，而是TB政教合一的社会制度太腐朽，它严重地阻碍社会的发展。这是非常客观的。

安琪：他们的研究为人们所广泛接受或了解吗？

徐 明旭：美国的藏学界都知道。你所看到的西方报刊上关于TB问题的宣传，大部分不是精通藏文的藏学家写的，而是搞政治的新闻记者写的。他们是从藏领的宣传机构道听途说来的。海外民运人士绝大多数都没去过TB，他们关于TB问题的文章很多也是从藏领那里批发过来的。例如曹长青从来没去过TB，他写文章 说中共杀了一百多万藏人。在〔北京之春〕一九九五年第三期里，我写过一篇文章反驳曹长青，小标题是"中共真的杀了一百二十万藏民吗？"，我根据藏领流 亡政府的档案记载的中共进藏前夕的TB人口统计，和藏领所承认的现在的TB人口加以比较，证明TB人口在共产党统治时期和汉族人口同步增长。如果象达 赖lm说的杀了一百二十万藏民，就算其中只有三分之一、四十万是在TB自治区杀的，根据藏领的统计现在TB自治区有二百万藏人，原来有一百万，杀掉四十万，逃掉十万，只剩下五十万，五十万人变成二百万，那就不是翻一番了，而是翻了三番。也就是说，在共产党统治下，TB自治区的藏族人口增长了三倍，这是世界人口史上的奇迹！是无法用生理医学来解释的。对这个奇迹只有两种解释，要不就是中共杀掉了TB自治区的一半藏人，给剩下的一半藏人以极其优厚的生活待遇和医疗条件，从而使他们能以三倍于汉人的速度同期增长。要不就是中共根本没杀那么多人。这两种可能读者自己会根据常识去判断。

我用的人口统计数据，都是藏领自己公布的，不是共产党公布的。

揭穿所有的谎言

安琪：请问你的这些你认为谈TB真实的作品，在海外引起了什么反响？

徐明旭：一般来说，中国人不管是民运人士或非民运人士，大部分是赞同我的观点的，因为他们看到我说的事实都是非常客观的，

藏 人当然几乎全部反对我。美国人和西方的大部分人是反对我的，也有少数，为我所讲的事实所折服，比如我去年在德国汉藏对话会上讲的时候，就有一个德国人站了 起来，认为我讲的对，他也认为TB独立既无法理根据，也不现实。今年在伦敦汉藏对话会上，有个老一辈的流亡藏人，是当年青海玉树寺的活佛，他也赞同我的观 点，认为藏独不现实。

安琪：为什么会有那么多人反对你？

徐明旭：他们所受的西方媒体从藏领那里批发来的宣传根深蒂固，这种宣传铺天盖地，象我这样说明事实真相的文章凤毛麟角，而且发表的地方非常有限。

安琪：在海外民运刊物上，你的文章会受到拒绝吗？

徐 明旭：如果我不是以商榷和争鸣的名义投稿，一般是不会发表的。所以我巴不得有人写文章骂我，有人骂我，我就有了发表的机会，如果没有人骂我，我就没有发表 的机会。我写了很多很多关于TB的文章，都发不出来。我向美国基金会申请研究TB问题的基金，人家一看我的经历，非常感兴趣，再一看我已经发表文章的观点，反对TB独立的，马上取消，谈都不谈。如果你是支持TB独立的，哪怕你文章都写不通，他都会给你钱。

安琪：对这种情况你有什么感想？

徐 明旭：这是种偏见，没办法。这种偏见主要是出于对共产党的仇恨，很多人都受毛泽东逻辑的影响：凡是敌人反对的，我们就要拥护，凡是敌人拥护的，我们就要反 对！敌人的朋友也是我们的敌人，敌人的敌人也是我们的朋友。但是事实上，并不是那么简单。比如说，台湾的国民党是反共的，但是台湾国民党坚持TB是中国的 一部分，他并不支持TB独立，共产党并没有把他的敌人当成自己的朋友。

安琪：为什么会有人说你是在帮共产党说话？

徐 明旭：刚好相反。我在文章里，一方面揭穿流亡藏人的谎言，另一方面我也揭露了共产党在TB的罪恶，批判了共产党的政策。例如，我在很多文章里都指出，现在 TB受到中共重用的藏干，其中有很多是流氓地痞。现在的中共中央委员，TB自治区人大常委会主任热地，是共产党培养的头号藏族干部，就是个大流氓。他利用手里的职权，强奸了一个汉族姑娘，关于这件事我写了三篇文章，我还列举了十来个中共培养的藏族高级干部的丑行，如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政府副主席，厅 局长等。我在TB的朋友写信告诉我，中共当局极为冒火。这些人都是共产党培养的头号藏族干部，是给共
产党装点门面的。每年党代会、人代会他们就以藏人的身份出来，谴责藏领。

安琪：作为个人来讲，你追求的是什么？

徐明旭：我追求的是忠于事实。我当年写小说，暴露共产党的黑暗，最后被全国报刊批判围剿，发配到TB，就因为我敢说真话，我这个人天生有这个毛病，无论我说了真话以后对我本人会带来什么，我都一定要说，说出来才痛快。即使要砍头我也要说出来。

毛泽东不懂藏人文化心理

安琪：你认为TB的根本问题是什么？

徐 明旭：这个问题很复杂。概括地讲，毛泽东在TB犯了左倾冒险主义和左倾盲动主义错误。他要废除农奴制，念念不忘用阶级斗争和无神论去改造TB社会，这种农 奴制从历史上来说是反动的。如今藏领也承认TB以前是类似欧洲中世纪的封建制，欧洲中世纪的封建制是法国大革命的对象。藏领早就说过，将来TB独 立以后他绝对不会恢复旧制度。毛泽东要废除这个制度，但他操之过急，而且使用的手段太残暴。台湾搞土改是和平土改，政府出钱把土地买来，并不动员农民去斗地主。毛泽东在TB采取残酷的办法废除农奴制，同时，他又忽视了TB的宗教问题。藏人的民族文化心理结构与汉人完全不一样，我曾写文章说，"非我族类，其 心必异"，这个"心"，有人解释说跟我不是一条心，这不对。不是这个意义上的心，是民族文化心理结构。汉人是实用理性文化，不关心死后，只关心现世的荣华富贵，佛教是一种要求人们清心寡欲、超度来世的宗教，中国的老百姓到庙里磕头烧香不是为了超度来世，而是要求菩萨保佑现世发财，现世生儿子，现世作官、交 好运。藏人是重来世，至少把来世看的和现世一样重要。汉族呢，只重现世，汉农的传统理想是"三亩地一头牛，老婆孩子热炕头"。毛泽东把地主的土地一分给农民，农民马上就拥护他了，因为毛泽东给了他们现世的物质幸福。

毛 泽东用同样的办法来对付TB，打倒农奴主，把土地分给农奴，希望藏民老百姓无条件支持他，跟着他去反对农奴阶级的总代表藏领。但是毛泽东忘记了，达赖 lm是藏人心中观音菩萨的转世，他把握着藏人进入天堂之门的钥匙。只有经过藏领的超度，才能进入天堂。藏人获得现世的物质财富，也同样欢喜若狂，感恩戴德，但毛同时又赶走了藏领，捣了寺庙，因为寺庙本身就有大片土地，寺庙的头头就是大农奴主，达赖就以保教的名义煽动那些农奴反对中共。

毛 泽东从汉人的实用理性出发，完全忽视了藏人的宗教需求，使藏人得到物质幸福的同时，失去了来世进入天堂的机会。这样他们的世界观就发生了分裂，他们在物质 上要感恩毛泽东，但是他们在精神生活方面依然要崇拜藏领，无论毛泽东怎样教育说，藏领是一切农奴主的总后台，是剥削和压迫你们的农奴主的总后台，藏民都是听不进去的。毛泽东以为，把藏领说成象蒋介石一样的坏人，农奴就恨藏领了，但蒋介石并不是精神领袖，并不掌握汉人进入天堂的钥匙，汉人也 不关心来世。所以毛泽东不懂文化心理学。这是毛泽东所犯的最大的错误，这也是共产党至今在TB问题上
搞不好的重要原因。

lm、尼姑丧失政治特权

安琪：邓小平时代与毛泽东时代有什么不同吗？

徐 明旭：邓小平当政后，把毛泽东的政策翻了个个。他给藏人大量的钱，派汉人去TB建设现代化设施，提高他们的生活水平，允许宗教自由，家出钱修寺庙，出钱养大批的lm、尼姑，给了他们大量的好处。这些政策是通过胡耀邦执行的，所以藏人都说胡耀邦是共产党里唯一的好人。胡耀邦八零年五月去TB视察，我是八二年 到TB的，亲眼看见了邓小平的政策，我把邓小平的政策称之为福利政策。邓小平企图用经济上的好处来换取藏人放弃独立，但他同样忘记了藏人的精神需要，对来世的需要，他并不
能改变这个事实。以前清朝皇帝懂得这一点，他在TB制造一个神话，说清朝皇帝也是西天大菩萨－－文殊菩萨的化身，达赖是观音菩萨的化身，这样藏人就信以为真了，就接受清朝的统治。同样，英国殖民主义者和俄国沙皇殖民主义者，当年去诱骗藏领投靠他们时，英国代表就说英国女王才是 西方大菩萨的化身，俄国代表说沙皇才是西方大菩萨的化身，他们都懂得在宗教上打动藏人，他们知道物质不能代替精神。共产党受自身意识形态的限制，他不可以告诉藏人说：中国共产党总书记就是西方大菩萨的化身，而藏人如果没有一个来世的寄托，他们就不会听你的。所以无论给他们多少钱，都不能使他们放弃对达赖喇 嘛的崇拜。用一个藏族老人的话来说："共产党的政策管现世幸福，藏领管来世幸福"。换句话说，他们在物质上认同共产党，在精神上认同藏领。

安琪：所谓物质幸福，主要是什么？

徐 明旭：例如，TB的土地全部分给了农牧民，国家不收一分钱的税，反过来给他们免费医疗，免费教育，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汉人的血汗，通过中央财政拨款与薪水、津贴、福利、住宅给了藏人。TB是个自然生存条件极其严酷的地方，没有现代工业，现在拉萨市民的生活与北京市民不相上下。中国政府现在每年给TB十五 亿人民币来养他们，拉萨市民的人均住房十五平方米，是全国市民中最高的，北京老百姓有人均十五平方米的住宅吗？根本没有，上海只有三平方米。

安琪：为什么TB游行示威不断发生？

徐明旭：TB的游行示威，都是lm、尼姑带的头。lm、尼姑实际上也是共产党养着的，但他们的宗教观念使他们看到不信神、不信宗教的汉人就特别恨，就象义和团看到洋人就恨一样。

另 外，在藏领时代，政教合一，lm有很多政治上的特权，中共虽然给lm恢复了政策，将大量当年红卫兵捣毁的寺庙修复得金碧辉煌，宗教事务管理局给那些喇嘛发工资，还定了级别，有科级lm、处级lm、厅局级lm、省级lm等，他们都成了头面人物，出门有车，还有房子、小别墅什么的，但是共产党不可能把政教合一制度下lm的政治特权还给他们，所以他们就带头闹。崇拜藏领的藏人，一看到lm号召TB独立，他们就跟上去了。

藏人仇恨汉藏官倒

安琪：共产党培养的藏族干部的立场是怎样的？

徐 明旭：一些藏族高级干部，他们本来是共产党培养的翻身农奴，藏领是他们的死对头，藏领如果掌了权，他们就要受到追究和报复，即便不受追究和报复， 也会失去共产党给他们的特权，他们现在高级轿车进进出出，有小洋房，贪污的钱成千上万，整夜纵情声色，内地的共产党干部有多腐败，TB的干部就有多腐败， 甚至更严重，因为TB天高皇帝远，尤其藏族干部，象热地，就竟敢利用职权强奸汉族姑娘。

安琪：藏人对这些人怎么看？

徐 明旭：有很多TB人和海外华人，包括民运人士，都有个错觉，似乎每个本土藏人都坚决要求独立。流亡藏人是受藏领影响高度政治化了的，满脑子是TB独 立。你听海外民运人士说起来，好象大陆的中国人个个都是要自由民主的，实际上农民对八九民运一点都不关心，没有一个农民参加过示威游行，"六四"屠杀，全 国各地的市民义愤填膺，但农民无动于衷，而且北京市民之所以支持八九民运，不是因为自由民主这样
的抽象口号打动了他们，而是因为反腐败、反官倒的 口号打动了他们。样，TB农牧民根本没有政治意识，他们不知道独立是什么，他们从来就没有独立的概念。市民当然受到一定的文化教育，有政治概念了，他们中大多数也和中国普通市民一样，对自由、民主、独立是不关心的，他们关心的是反腐败、反官倒。他们看到那些藏族、汉族干部在TB也很腐败，单位上分子，他们要分很多，其他人分很少。有钱去内地旅游，在拉萨豪华宾馆一掷千金的，就是汉藏官倒。原来TB文坛的一个青年叫扎西达娃，他现在是TB作协主席，又是TB 文联的官倒机构、TB文化发展公司总经理，他就是个大官倒，每天晚上到夜总会花天酒地，藏族人看了这些人就恨了。八九民运北京学生在天安门广场绝食的时候，TB有一百多名文艺、新闻工作者联名发表声明，声援北京学生，其中三分之一是藏人。

TB汉人受双重压迫

安琪：从很多报道看，汉藏之间关系比较紧张，主要矛盾是什么？

徐 明旭：汉藏之间有个文化习惯问题。汉藏冲突问题主要出在共产党身上。共产党对TB的政策，是以藏人为主，一切要优待藏族。比如单位评职称，升工资，提干部，派人到内地出差，学术交流活动等，都是藏族优先。以我来说，我是有史以来第一个到TB去的毕业研究生，之后有两三个研究生来，我离开时，TB只有四个 研究生，说起来我在TB是学历最高的。我在很多学术杂志上发表过论文，经常收到一些邀请，参加全国性的学术会，我的TB同事，说是中央民院中文系毕业的， 连文章都写不通，他当然不会得到任何人的邀请，就抢这个开会的机会，借口就是藏族优先。一次两次，我也忍了，时候多了，就忍不了。

在 那里的汉族就是两种人，一种是掌握最高权力的，如TB自治区党委书记，以及各个单位的主要汉族领导干部，当然藏人看到他们也是必恭必敬的，但是，绝大部分汉人是普通的小干部和专业人员，他们要受双重压迫，一是汉族共产党干部对他们的压迫，另外还有藏干的压迫，还要受藏族同事的压迫，什么好事，如果两个人选 一个的话，那肯定是给藏族，不给汉族，不论你的知识水平和业务水平有多高，都不行。久而久之汉人就气不过了：我放弃内地的舒适生活，戴着红花，敲锣打鼓地到了这边，为的是建设TB，让藏人享受现代物质文明，却变成了二等公民，还要受藏族同事的气。

安琪：藏人也说他们在自己的地方成了二等公民？

徐 明旭：毛泽东时代他们是二等公民，邓小平时代就完全不一样了，汉人在TB变成了二等公民。在TB的汉人干部，他们的子女家属是没有公费医疗的，但藏人全部 有公费医疗，包括农牧民，这是不是不平等？招工藏族先，汉族干部的子女成年了就没有工作，考大学，藏人的录取分数线只是汉人的一半，这是不是倒过来的种族歧视？

TB不能独立

安琪：抛开可能性，你认为TB独立这个问题能不能成立？

徐 明旭：作为一个政治研究者，任何问题都要考虑二个方面，即理论合法性与现实可行性。联合国人权宣言讲，每个民族都有自决权，但是联合国宪章也规定，主权国 家不容分裂。塞尔维亚占波斯尼亚三分之一人口，他们全民投票要求独立，结果联合国就借口"主权国家不容分裂"不准塞尔维亚人独立。那么，他们就不是民主吗？现在世界上有二十多个国家的少数民族要求独立，联合国都不让他们独立，这是双重标准。世界上有三千五百个民族，只有一百九十几个国家和地区，如果这三 千五百个民族都要独立，那不得了！因为世界上很多民族是混居的，都要独立，土地怎么划分？领土怎么分界？只有用武力解决，这是世界的末日。

民 族自决从理论上是行得通，在实践中是行不通的。这个理论是一个纯理想主义的理论，人民自决是更荒谬的了。人民自决，哪个范围自决？你说：中国人民自决。那 中国人民中有五十六个民族，那些少数民族要求独立，中国全民投票，你是少数，你肯定输，你肯定独立不了。联合国并没有公开支持TB独立，西方各国都不承认 TB独立，也没有一个国家承认TB流亡政府。

安琪：如果从语言、文化、宗教等心理结构特征来分析，TB是不是有特殊的独立因素？

徐 明旭：有很多国家内的少数民族跟主体民族的语言文化宗教完全不同，如印度克什米尔的穆斯林要求独立，他们的语言和宗教跟主体民族完全不样，谁支持它了呢？ 塞浦路斯的土耳其人也一样。塞浦路斯的土耳其人在土耳其军队的支持下，占领了塞浦路斯的北部，自称塞浦路斯土耳其共和国，联合国拒不承认，只有土耳其承认它，美国、英国、法国都不承认它。这种情况多了，所以说，语言宗教的不同，并不能成为独立的理由。

再看可行性，藏领现在还坚持TB是"大TB"，根据藏领的自传，"大TB"只有六百万藏人，但是却有七百五十万非藏人，分散于十七个民族中，这些民族，有的是信伊斯兰教的，有的是不信教的，如果"大TB"独立，就会造成内战，不管对谁来说，都是灾难！

是汉文化侵略还是西方文化侵略？

安琪：TB有没有独立的能力？

徐 明旭：藏领在会见海外民运人士时曾说，他只要TB自治，不要独立，因为TB在政治和经济上都很难独立，它只能依附中国和印度中的一个国家，那么还是中国靠得住一点。他没有说为什么，我个人分析，因为中国政府拿得出钱来。现在TB的经济全靠汉族供给，我这里有一篇华尔街日报今年(一九九七年)七月十四日 的文章，说中国去年就给TB补贴了四亿六千万美元，等于三十六点八亿人民币，不得了啊！美国每年给俄罗斯的援助也不过一亿美元左右。我在TB亲眼看到，现 在如果没有中国政府的补贴，TB经济就会崩溃。TB生产的粮食和肉类，只能养活它人口的三分之二，市民吃的全部是从大陆内地运去的粮食，

安琪：你说中共给了他们这么多好处，那么从文化传统、宗教信仰方面都有哪些变化？

徐明旭：九三年我在华盛顿参加美国和平研究所召开的TB问题讨论会，这是美国总统直属的外交政策研究机构，藏领的首席代表洛地先生代表藏族参加会议，我作为汉族代表参加会议，还有很多美国TB问题专家。一位美国教授发言，说他到TB，
满眼看到的是汉建筑，看不到藏式建筑，看到很多汉式服装，很少看到藏式服装，这是汉族的文化侵略！

我 马上站起来说，这位先生到TB去走马观花，他看到的电影院、百货大厦、饭店等所谓汉式建筑，实际上不是汉式建筑，是西方传过来的钢筋水泥的平顶大楼，汉族建筑是四合院，不是这样的。我拿出美国报纸发表的TB人示威游行的照片说，你所看到的汉式服装，其实是西式服装，那些藏族人穿的是西装，不是汉式服装。汉人和藏人都是黄种人，今天我穿的西装，洛地先生也穿的西装，如果你们不知道我们的族别的话，你们谁知道谁是族，谁是藏族呢？就象我到美国来，很多人以为我 是日本人或韩国人一样。所以，所谓的汉族文化侵略，实际上是西方文化侵略。同样，我们到亚洲国家去，到日本去，你满街看到的也大多是穿西装的日本人，而不是穿和服的日本人，绝大多数是钢筋水泥筑的四四方方的楼房，而不是日本用木头做的盒式房子。所以说，西方的文化侵略，不仅深入到了TB，深入到了中国各地，而且也深入到了韩国、日本、台湾等亚洲各地。那个美国教授哑口无言。

藏民族的衰落

安 琪：你曾说中国政府拨款三亿元人民币，把文革中被摧毁的寺庙大部分修好了，还养着四万六千个lm，所谓养是什么意思？徐明旭：lm拿工资，还有公费医疗。 有个美国导演，在拍一个TB的政治研究片，来采访我，我问他们在TB是不是看到寺庙和在那里烧香磕头的藏族老百姓？是不是
看到那些念经的lm？他们说，看到了。我说，既然你们看到了TB老百姓和lm都能自由地从事宗教活动，那你们怎么还说TB没有宗教自由呢？他们说：我听说那些lm们如果搞大规模的佛教活动，需要向政府报告。

我 说，这是因为他们要从事大规模的宗教活动，要政府拨款，给他们钱，他们的工资也是政府给的。就象你是一个自由撰稿人，你要美国一个基金会给你一点钱，从事 某项课题，你总要打个报告，说明一下你要干什么吧，然，人家凭什么给你钱呀！那么，要你打个报告，你能说人家是在干涉你的学术自由吗？他们很惊讶，TB寺 庙是政府给钱的，美国任何一个宗教活动都不是国家给钱的。

安琪：据报道，TB以前有六千多座寺庙，现在只修复了一千七百多座。以前大约有十一万个lm，现在只有四万六千个lm。宗教活动较之以前，是不是有很大差距？

徐明旭：现在西方批判中共在TB问题上的政策，把毛泽东时代的暴行，移到现在来。只说中共摧毁TB寺庙，闭口不提中共修复寺庙。这里有个问题，中共也在控制lm人数，因为他要发工资，所以要求定编。以前的lm是没人发工资的。

美 国藏学家戈尔斯坦在分析TB民族的衰落时讲到，藏领时代的TB，有百分之二十六的男人是lm，而尼姑的数字是微乎其微的。佛教规定，出家人不能从事生 产活动，不能结婚生育，那么这四分之一的男人不从事生产活动，不结婚生育，必然要引起一系列严重的社会问题和经济后果，第一，很多笨重的农牧业劳动，就要由妇女来承担；第二，四分之一的男人不能结婚，那么，势必就有四分之一的妇女找不到丈夫，虽然TB人可以一夫妻，但能够有两个以上妻子的人还是很少的，因为他没有能力养活那么多妻子，那么这也妨碍TB人口的发展。正因为有这样多的问题，所以TB曾经出
现了很多单身母亲，而且性病流行，是共产党统治TB以后，派了大量的医疗队，把TB的梅毒治好的。但这点他们从来不提。所以那么多人当lm，是造成TB社会停滞不前的原因之一。中共现在限制lm人数，不允许他们无限制地膨胀，这是为了人道。

安琪：这是你的解释还是共产党的解释？

徐明旭：是我的解释，不是共产党的解释。中共只从发展经济的角度解释，我从人权角度解释。你讲人权，好的，那我反过来问你，你使那么多妇女找不到丈夫，这是不是侵犯人权？你使那么多妇女不得不去做本来应由男人来做的沉重的农牧业劳动，这是不是侵犯妇女的人权？

再 举例来说，现在TB自治区藏族人口有二百三十万，其中有四万六千个lm，占总人口的百分之二。而以佛教立国的泰国，根据官方的统计数字，他们的和尚只占全国人口的百分之零点五，那么，共产党养的TBlm已经是佛教之国泰国的四倍，够高了吧！无论哪个国家都没有这样高的比例。而且没有那一个国家的宗教人士是由政府养的。

政教合一的藏领

安琪：TB的人权状况究竟是怎样的？

徐 明旭：跟藏领时代来比，毫无疑问，现在人权改善了很多，现在的藏人，跟现在的汉人一样，没有政治上表达不同意见的自由，没有言论自由和出版自由，但达 赖lm时代，占人口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农奴什么自由也没有，他们的法律规定，农奴如果议论(还不是批评，只是私下议论)藏领，就要逮捕法办，甚至批评 一下农奴主，他都不敢。他们那时候在没有政治自由这一点上与汉人是一样的。但是，当年的农奴连人身自由都没有，他们是主人的财产，是会说话的牲口，主人可以把他们当牲口一样买卖，藏领从来没有否认过藏人现在有了人身自由。藏领每天都在攻击共产党，但他从来不敢说，在共产党统治下，藏人就象会说话的 牲口，被他们的主人随意买卖。可见，今天藏人确实有了人身自由。这个对比说明，藏领时代农奴不但没有政治自由，而且也没有人身自由，现在中共给了藏人人身自由，但是没有政治自由。政治自由和人身自由相比，人身自由比政治自由更基本。邓小平给了藏人更多的自由，除了政治自由，其它什么自由都有，如文化自 由，经济自由、宗教自由等。

安琪：但也有人说是共产党对藏人的剥削？

徐 明旭：他们说的话是不需要负责任的，他可以凭空捏造。例如，他们说汉人个体户的商品价格要高得多，你算一下，一瓶香水从成都运到拉萨，汽车要在川藏公路开 一个星期，汽油费当然也要算进价格里去，这样能算是剥削吗？这是市场经济规律么。还有，你藏人买电视的钱是哪里来的，是中国政府以薪水、津贴的形式送给你的，这些他们提都不提。

安琪：去年又有lm、尼 姑上街游行，抗议中共控制宗教活动，对此如何解释？徐明旭：说来很有意思。在九零年前，TB有三次重大的游行示威，带头的主要是lm、尼姑，上街的包括国 家职工和无业游民。到了九零年以后，就没有大规模的游行示威了，到现在已经七年了，原因很简单：中共给那些闹事的无业游民安排工作，给闹事与不闹事的全体职工提高工资，分房子，然后警告他们说：这些钱都是府给的汉人的钱，你要独立，这些钱就没有了，藏领可以给你们同样的钱吗？藏领口袋里有多少钱？ 藏人一想，对呀！他们就不闹了。现在lm、尼姑绝大多数也是不闹事的，只有千分之一的人在闹事。

去 年中共派工作组到寺庙去，整顿寺庙，叫他们遵守法律，要他们承认中共选定的班禅。今年一个美国议员去了TB，回国后发表文章谴责中共，说中共禁止未经当局同意的宗教活动是侵犯宗教自由。所谓未经当局同意的的宗教活动其实是政治活动，宣扬TB独立，散发传单。这无论如何不能算做宗教活动。哪个国家的公民都要遵守法律，西方先进的民主国家都要政教分离，lm上街游行，向前来朝拜的老百姓宣传藏独，这是政治活动，违反了政教分离的原则。

安琪：你怎样评价藏领？

徐 明旭：藏领一夜之间，从政教合一的最高领袖变成了民主领袖，人权斗士，这里有个奇妙的转换。如果他只是在一个国家的范围，如路易十六，在法国，无论他 怎样变化，都不会变成民主领袖，人权斗士。但是，当时如果有入侵者，比如德国占领了法国，法国的路易十六跑到英国去了，在英国成立流亡政府，号召法国人民起来反抗德国的侵略，这时，在反对民族侵略，争取民族自由的层面上，他就成了民族英雄，民主斗士了。TB就是这样，民族问题掩盖或者扭曲了政治制度问题，藏领就是这样的一个角色。他所说的自由，不是废除农奴制，他的人权也不是要解放农奴，而是要民族独立。当然藏领在西方国家学习到了民主制度，他个 人也是会改变的，他认识到了以前的农奴制是不合时宜的，这个我们也要肯定。但是，藏领至今还是政教合一的，他既是TB人的政治领袖，又是TB人的宗教 领袖，政教合一与西方国家的民主制度是反其道而行的，是反民主的。从这个意义上说，藏领充其量算得上是一个民族领袖，根本不是一个民主领袖。

1997年11月